顾骏：寺观和红尘的距离不能逾越

10月22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文中称“严禁党政部门参与或纵容、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寺观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以及“不得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近年来，一些地方热衷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利用寺观搞旅游开发，谋取经济收益，甚至将寺观同景区捆绑上市。此前，国家宗教局负责人就已明确表示，如此做法侵害了宗教界合法权益、损害了宗教界形象，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综观世界其他国家，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打包上市的先例。地方发展市场经济不能突破社会的底线。据统计，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佛教寺院约3.3万处，道教宫观约9000处。如果允许寺观包装上市，则发审委门前等著IPO的队伍又会长了很多，中国A股又会暴跌几天。

地方的盘算直接来自经济发展的驱动。名胜古迹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其中有许多同寺观有关。位列“五A”的嵩山少林景区，就是因为少林寺而得以名闻中外，武当山、五台山、普陀山、三清山，名山之中都有香烛氤氲。既然旅游成为支柱产业，寺观成为旅游产业支柱，地方圈钱心切，违规允许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以各种方式将寺观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直到“包装上市”，都是不难想象的。西方早就奉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中国，要是突然冒出一个“老板与佛陀”不分彼此，公司与寺观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会不会笑掉除了中国人之外的全世界人民的大牙？

中华民族骨子里是入世的，没有很强的宗教性。历史上是先有佛教的传入，再有道教的兴起，本土宗教明显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而且在起源地印度，佛教是出世的，和尚尼姑不能从事生产活动，以托钵化缘为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唐代的百丈和尚确立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自食其力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而且相比印度佛教徒追求“跳出轮回”，中国信佛者往往对来世投胎个好人家还有所期待。不过，国人的“尘缘未尽”，并不构成今日一些地方随意对寺观加以商业开发的理由。

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普遍宗教信仰的民族，碌碌尘世芸芸众生中“临时抱佛脚”之辈占了多数，但虔诚者仍大有人在，他们由虔信而获得的解脱、净化和超越，绝非心理咨询收费服务所能达致的。人即使富甲一方，权倾天下，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心灵需要，“安身立命”绝不仅止于吃饱穿暖、奢靡安逸；相反，通过宗教信仰，人类在世俗生活之外，建构了一个神圣世界，从而得以超越物质性存在而进入精神或心灵的境界，所谓“文化”或“人文”，其最核心意义就在于此。“不言利”是所有宗教的文化规定性，也是个体人文追求的实际内容。

此外，宗教及其超越物质利益还具有调节贫富，舒缓心理，维护秩序的社会功能。有钱人的捐赠通过宗教机构的布施，产生某种财富再分配的效应。宗教关于来世的引导，转移了个人对有限财富的无限追逐，缓解了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疏导了竞争者的焦虑与失落。在这层意义上，宗教始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一旦成为企业，寺观必须经营牟利，势必失去宗教的超越性，一旦直接投入市场竞争，更会失去其消解争夺、平和人心、调节贫富的功能。今天中国不少地方在“经营城市”的策略下，已将政府职能混同于企业，在“文化产业”的名义下，已把精神产品乃至精神本身变成了商品，现在还要将宗教也作商业开发，这样的做法一旦定型为模式，神州大地将没有一块净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年前司马迁不无夸张的形容，真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写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这样做或许确实可以算作成果，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肯定质疑多于赞同，毕竟中国人在GDP之外，还需要精神生活，还需要心灵寄托，寺观同红尘保持一定距离，经济不能僭越人文价值，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作者顾骏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