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国学,佛教是外来的，佛学不是国学?

本期视点·观点话题 ：

近年来提到国学时，很多人觉得儒学是国学，而佛教是外来的，佛学不是国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国学与佛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百度知道对“国学”的解释：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化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

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

我觉得现在国学热存在对儒学很重视的现象，但不要忘了道家以及所有先秦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学术真正的显学是佛教。佛教的研究很扎实，包括从文本的分析到语言的研究一直到佛教和现代化的关系。国学研究牵涉到国学这个提法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可以结合，又在什么地方有所不同。

把儒家当做一枝独秀是站不住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儒家在中国有过一枝独秀的历史。了不起就是汉代的独尊儒术，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批判以儒学为控制手段的公孙弘是“曲学阿世”。在汉武帝的内心世界里面，方士、阴阳的东西有很多，不能说是信奉儒家的皇帝。即使大儒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有一种综合，儒、道、法、阴阳家都包括在内。从二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世界中，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儒家。我相信，有史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玄奘，玄奘的影响最大。唐朝对玄奘极为尊重，能够组织三千多人来参加翻译的大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本站特邀请评论员刘元春教授：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近年来，“国学”成了很时髦的美言，于是，“国学大师”的桂冠也满天飞，就如一些官员、豪富的“博士帽”一样的廉价了。但，何谓“国学”，倒是含混不清。在众说纷纭中，有了国学就只是“儒学六艺”偏狭之见，而把先秦百家其它学说思想、佛学等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都排斥在外。其实，不论从国学内涵，抑或佛学的历史价值看，我们都可以肯定的说：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这可能就是某些人所

依据的“原典”。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发展的、现实的观点来讲，这显然过于偏狭，而且十分有害。其一，现代语境中的国学，应当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应当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和共同遵循的文化精神，是“国学”，非“家学”，等等，自然涵盖深广；其二，中华文化之精神力量就在于兼容并蓄，在于熔铸中外百家，圆融之中显精神；其三，先秦诸子百家融会于儒学，方使之成为国之显学，儒、道、释三学并进，方成就治世、治身、治心之功；其四、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沦落，而佛学能够助益世道人心，当是不争之事实。可见，一个排斥佛学的“国学”，何以令人信服？

近代以来，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们“深惧国学之衰微”，而希望通过振兴国学救亡图存。当今国学之兴，虽不是因于国之危亡之际，但亦是基于我们国家民族之“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来依恃我们的“国学”，更好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心等等现实问题的。那么，如果我们将曾经两千多年历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化体系排除在国学之外，那将对“国学”何益？

赵朴初先生曾引述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他还指出，现代人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本站特约评论员周齊教授：“佛学”与“国学”不必是所属关系

现今使用的“国学”一词沿袭的应是近世以来所使用的“国学”一词的含义，与当年对应“西学”等因素不无关系，因而，“国学”曾是有时代特色的一种说法。由此概念的使用情况大致看，国学关涉的基本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等学说及学术的一类内容。不过以“国”来界定“学”，内涵外延难免纠结，使得国学定义莫衷一是，至今“国学”指称的仍然是大概的领域范围。

佛学则很清楚地归属佛教。如果非要将“佛学”与“国学”对应的话，显现的主要是两者在“教”（宗教）与“学”（学说学术），不同学术门类上的区别。

按学术门类划分，宗教与哲学等是不同的学科门类。佛学属于宗教的范畴，与哲学等有交叉关系。因而，佛学与国学所关涉者，首先表现为分属于不同门类。其实古代佛教即有内外学之分，虽不完全等同近世之学术分野，但已显现出明确的彼此之别。由此而论，“佛学”与“国学”不是所属关系。事实上，既便佛学不是国学的范畴，也不能否定在中国弘扬了千百年的佛教及其佛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问题的悖论之处是，立足学术立场，宗教无疑是一门学问，其中也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比如，佛学的重要部分就是哲学，且与中国传统哲学交涉颇多。那么，这样的学说学术是否归在国学呢？或许问题的症结即在于造成模糊的一些界定。

显然，人们精神活动的各领域，必是有交道能沟通的，因而也必有交叉，但是，终究还是有领域界限的。而学术体系的建构也正是基于此。

如今学术门类的分野较之前一两个世纪早已更加系统和清楚。的确，即如有些学者也主张的，以宗教对应宗教，以哲学对应哲学，以史学对应史学，以文学对应文学，……凡此等等，岂不相对清楚明确。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本站特约评论员李向平教授：当代中国的“三国演义”

当前很热闹的“国学热”，近似为一场社会思潮。很遗憾的是，同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佛教、道教等，均难登堂入室，同唱高雅。
其中的缘故，自然就具有深刻的意义了。
1），国学热的种族背景和话语要求。国学如同国粹，国粹与中华民族紧密相关，所当以文化正宗的儒学为主体，兼顾天下国家的信念复兴。特别是近年来儒教复兴，几乎就是这类的问题的直接反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似乎就必以儒教为皈依，为正宗。如此就难免局限于了国学热的视野与胸怀。
2），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要求。章太炎在二十世纪初叶曾经说过：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目前的国学，似乎就局限于章太炎的第二句话。国粹——种姓——爱国。真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排斥特征。甚至有学界朋友呼吁国家权力要注意使用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以维护正宗文化地位云云。甚至有学人为了儒教的复兴，不惜子子孙孙等待汉武帝的再世。如此，唯我正宗的国学热之中，何来多元的、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学术重建？！
3），国学热内涵的意识形态特征。
本来，文化传统的复兴，无可非议。然其必然要与种姓、爱国等等主义结合在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内涵出来，比如，对于外来文化、对于宗教的非议、排斥。这样，章太炎的话，就只剩了一句了。宗教－信心－道德的问题，似乎就全交给了国学。国学独当一面，成为一种治理国家、社会的权力，甚至是已经意义化、精神化的权力关系了。这样就构成了难免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此语境下，凡非正宗者，皆非国学者也。何况中国人常常以非宗教、为中国文化之理性、人文特色而自豪，以宗教信仰之淡薄为骄傲，何苦还要来一番国学之中的宗教之争呢？！许多儒学家不喜好宗教一语，极力反对儒学为儒教的议论，即可从中窥豹一斑。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似可不必斤斤计较于佛教本为传统文化，不懂佛教不懂中国文化等等议论了，关键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考量藏在背后，与其他文化、信仰叫劲。天－祖为核心的儒教信仰，修齐治平的文化要求，佛教本不具备。
曾记得2007年10月间，国内佛教界对炎帝的一番祭祀，好不热闹，但影响平平。虽然是佛教因此而有民族主义化之嫌，但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更何况，国学还不一定就是社会价值的正宗。我很关心的反倒是，佛学是否为国学的问题之中，是否会包涵了儒－道－释诸神之争，呈现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之中的另一种三国演义呢？
此类问题，似乎不为佛教是否国学之论，却亦不得不视为国学与佛学之深层关系者也，值得三思。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站特约评论员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

近些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成为国人。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之说，还有所谓世界儒商大会。他们谈儒商，就自以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为中国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当是儒商，以此而与西方的商人相区别。其实，这些都是“陋儒”之见。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据《现代汉语大字典》，“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之代名词。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名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就不是秦国之国学。汉初流行黄老之学，儒学并非主流之国学。到了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都获得广大信众，国学进入到儒、道、佛三家并行之时代。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学并不发达。南北朝时期，佛、道迅猛发展，儒学不占主流。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华严宗法藏和禅宗慧能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已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实行“老先、孔次、末后释”的政策，但实际上是道、佛并崇的政策，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最发达的初盛唐时期，儒学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颖达、贾公彦和陆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其式微，以至晚唐时期罗隐感叹：“晚来乘兴谒先师（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因而大声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人们总是拿李翱、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之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于儒学在唐代的衰落而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况且，到后来，李翱事奉药山和尚、韩愈事奉大颠和尚。即使是到了宋明时期，虽有影响后世的程朱陆王之儒学（理学），但他们不过是表面的儒，而里面是佛与道。二程的老师周敦颐，问学于僧寿崖，只是皮相的儒家。邵雍为阴阳家，来源于道家陈抟。而张横渠的学问，据章太炎考证，“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达。
其实，中国的文化，或是中国的国学，何止于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唐代，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流行两百余年。后来，虽有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在中国的传播，更积极地实现中国化，到今天，中国不仅拥有遍布各地的数千万计的基督宗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文化。谁敢说它们不是我们的国学？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又有了新的国学，如清末民国时期推崇科学和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些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长期占主流的国学，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作法是根本错误的。离开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离开了近代以来的新学和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学不国，而只是一家之学。

延伸阅读：

百度知道“国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2.html?wtp=tt

【如是我闻】天涯并不遥远——杜维明与陈来纵论国学如何走向世界
http://tieba.baidu.com/f?kz=137172724